春运：世界人口流动量之最

春运，已经成为“回家难”的代名词。翻开近期的报纸和杂志，随处可见的是旅客们各种“人在囧途”的艰难表情;打开新闻网站和微博，各种*票攻略、春运“神器”备受追捧。年年春运年年难，何日春运**难?春运是乡愁，是中国人回家过年的信仰

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春运将至，对于绝大多数思乡心切的人来说，乡愁是一张薄薄的*车票。正如歌里唱的，“有*没*，回家过年”，“过年”和“回家”的紧密联系，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认为，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是春运客流集中暴发的原因之一。在这变迁的时代，在外工作的游子们，选择在春节回家团聚，重温家庭的价值。春运是过年回家与运力不足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

在中国，“春运”并不是一个新词。

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人员大幅增多，“春运”二字**次出现在《****》的标题上是在1981年3月。当年，铁路春运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

此后，春运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关键词，而春运的客流，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持续走高。1994年，春运期间的全国客运量超过10亿人次，2006年这个数字突破20亿，2012年突破30亿。

春运可谓当今世界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近两年，中国春运旅客总量都在30亿人次以上，几乎相当于要在40天内帮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放在哪个国家，这都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春运回家难不是今年*有的现象。近20年来，尽管运力增加，但春运*车票的难求程度，一年胜过一年。观察春运一票难求问题，它是和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流动加快高度重叠的。在10多年前，中国社会虽然也存在春运买票难现象，但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般严重。这里的**，就在于人口流动的加快。

无论是实名制还是网络购票，都无法解决中国铁路运能与需求严重脱节的根本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城市化，而不是人口城市化。那么多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到了过年死活都要离开城市，因为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城市工作十年，对他们来说，城市依然不是家乡。过年一定要回家乡。

近两年，中国春运旅客总量都在30亿人次以上，相当于40天内帮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放在哪个国家，这都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城镇化起码要达到70%以上，使流动人口减少一半或一半多，才能显著缓解春运的压力。而根本还是在于大幅减少流动人口的规模。撕裂的城乡，背井离乡、过年回家都是无奈之选

构成春运洪流主力的是返乡民工，由于城市的种种排斥性和歧视性制度，他们很难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户，在文化上也缺乏归属感，所以仍把自己当家乡人，在家乡盖房买房、娶妻生子，与家族和家乡社区的纽带仍牢牢维系着，人生的重大环节和各种仪式性过程，也都在家乡履行，这样，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强烈，简言之，这是城市化不**的结果，农民进城打工但没有真正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

尽管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子女家过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会选择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为过年不仅仅是家庭团聚，也是人们维系传统关系网络的重要机会，对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亲戚、邻居、儿时伙伴、同学和老师们目前或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即便已不在当地居住，在春节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一个无须约定的*佳聚集场合。

人所共知，包括一亿多农民工在内的两亿多民众，春节期间不得不长途奔波，中国人固有的春节情结在内，亦反衬出城市所能吸纳的外来人口有限，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由于人口不能自由迁移，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在社会**、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存在障碍，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候鸟般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走。

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又进一步加大了劳动力流动的规模，给交通运输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农民工能够真正变成市民，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与东部间的差距逐渐缩小，那么，春运的压力势必会比现在小得多。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和地区发展差距才是真正造成中国式春运及一票难求现象的**，短期的运能不足不过是它的外在表现。

近些年来，舆论对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批评之声越来越高，中国高层也表态要进行户籍改革，要求各地逐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许多中小城市开始降低户籍门槛，吸纳农民工成为市民。有官员还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谓。

不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农民工要享受当地市民待遇仍困难重重。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主要因为城市户籍与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等权益和福利密切相关。如果北京、上海大城市放开户籍，意味着大幅增加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入，城市财政难堪重负，因此这些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迟迟没有实质进展。

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的问题之一，就是春运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