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宏观经济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急转弯式变化

5月9日，《****》发表长篇政论《开局*季问大势》更引发广泛的猜测，文中提出的诸多观点掀起轩然**，有人甚至从字里行间猜想，宏观经济政策将出现重大的转变。

吴晓波：宏观经济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急转弯式变化

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加上种种政策的摇摆和**的纷杂，使得公共心理正发生微妙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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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历程上，宏观经济政策只发生过两次急转弯式的大突变。

**次是1978年，从命令型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大转型，内因是执政路线的**改变，外因是石油危机下的**制造业大转移;

第二次是1998年，从轻型化产业结构及内需模式向重型化及外向型经济的大转型，内因是轻工业的饱和，为能源及重工业的投资和城市化建设**了条件，外因是东亚经济危机为“中国制造”打开一个突破口。

放置于长期的观察视角之下，当今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急转弯式的变化。

**是没有这个条件，第二是没有这个必要。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变革从来是****与地方**，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共谋协同的结果，**在信贷和货币政策上掌握了**的主导权，地方及民间资本在产业创新上担当主力角色。这种特殊的集权-分权模式，使得任何急转弯式的变化都不太容易发生。在客观条件上，无论是**经济还是***革命都没有出现发生突变的“时间窗口”。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另外一条可供中国经济“急转弯”的新跑道，不但中国没有，恐怕美国、欧洲和日本以及所有新兴国家也都没有。所以，当前**经济都处在一个通货紧缩的苦闷期。

在必要性上，“十三五”刚刚开局，规划出台不足两月，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差，对于具体的某些政策，争论分歧自然难免，可是要从顶层设计上推倒重来，却似乎毫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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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于今日，中国经济自己与自己比，进入到了6%的新常态，所谓的L型曲线，是一种长期描述，而非中短期现象。与其他国家相比，则在通货紧缩的共同特征下，具备了供需错配的新条件。

供需错配是中国产业经济的痼疾，却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新的势能，因为有错配，所以才有适配的升级机会。去年底，****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针对这一基本态势的战略判断。

不久前，我带了150位传统制造业的企业家去参加德国汉诺威工业展，在这个**制造业的舞台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信息革命及智能技术对制造业的冲击已进入到实用领域，中国企业的应用创新空间非常之大，中国企业家成为汉诺威最活跃和最受欢迎的一股势力。

在最近的一些言论中，有人把供给侧改革与创业创新热浪对立而论，实在是闷在家里幻想出来的“路线斗争”。

在我看来，对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政商两界、**地方，均没有太大的分歧。在整个“十三五”期间，中产消费群体的崛起与落后制造能力的淘汰将构成为最核心的命题，企业的成败、产业的颠覆乃至城市的兴衰，无一不与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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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主旋律之下，最大的分歧其实是对泡沫的理解和治理方式的争议。

中国经济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泡沫”，恐怕也是二战之后最绚丽和轰轰烈烈的泡沫。有两个景象，在很多人看来是值得担忧的：

其一，人民币的泡沫化。从2002年至今，中国的M2(广义货币总量)从不足20万亿猛增到140多万亿，人民币的发行量已超过美元，而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M2的年均增速仍可能是GDP的一倍左右。

其二，资产价格的泡沫化。中国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雄冠**，在深沪及新三板上，一家质量稍好的公司的市盈率动辄数十倍乃至百倍，而土地价格更是居高不下，形成了新的预期恐惧。

这一巨量泡沫会不会破灭，何时破灭，以何种方式破灭，人云亦云，今天恐怕没有答案。相比，另外一个更让人焦虑的现实问题是，在泡沫的持续生成过程中，它能否成为产业良性转型的“润滑剂”，以及哪些利益集团将成为实际受益者。中国经济的难题是内生性的和长期性的，就中长期挑战而言，从来不是能否发展，而是如何良性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发展的公平性。

去年以来，以京深沪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房价企高不下，迄今未见落潮，这已成为影响公众——特别是中产阶层预期的最大困境，而**季度的巨额货币放量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则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加剧了焦虑的发酵。

产业转型的阵痛、货币泡沫的预期以及公共政策讨论空间的缺乏，使得民众如惊弓之鸟，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诱发汹涌的猜疑和争议。近日以来，围绕着《开局*季问大势》发生的种种波澜，便是很生动的例子。